7月30日，華夏幸福研究院院長顧強做客中國制造大講堂，與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志彪，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中制智庫研究院院長新望一起探討全球產業鏈重塑的話題。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早已開始

從2017年底到2018年初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塑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中美摩擦不斷升級，無論是對于在中國的外資企業還是在中國的本土內資企業，都面臨一個選擇，就是產能是放在中國本土還是要轉移出去？

事實上，這樣的產業轉移可以追溯到更早，從2012或2013年就已經開始。

舉例看，韓國三星的產能原來主要是在天津、深圳、東莞。到2019年的時候，在越南投資137億美元，建立了8個生產基地，總出口額657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韓國LG，這兩家公司的出口大約占越南電子產品出口的70％。

中國內資企業同樣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從2018年開始，很多內資企業選擇把一部分投資和產能布局在東南亞地區，華夏幸福也在越南和印尼設立產業新城。目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自主選擇到這些地區去投資。

所以，在疫情之前，產業鏈的局部重構就已經開始了。現在的問題是，中美貿易摩擦、大國博弈疊加上疫情，這樣的產業鏈重構會進一步提速，或者會有新的趨勢和新的特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首先分外資企業在中國是面向中國市場，還是面向其他國家市場？內資企業面向的是中國市場還是外國市場？由于面向的市場不一樣，做出的選擇也不一樣。

我們最近看到一些面向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進一步加大了在中國的投資，當然面向他們自己國家市場時，可能會做出一些新的選擇，這種選擇要在疫情之后再做進一步觀察。因為在疫情之下，對大部分企業而言，特別是生產性企業，資本性投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互促的戰略選擇

首先，談談未來幾年中國制造業發展面臨的新環境。

我們正在遭遇逆全球化和去中國化的嚴峻挑戰。首先，美國對華為的封殺，實體清單的擴容，這是技術上的分布。第二是人才的阻斷，敏感專業和人才交流，將一部分高校列為實體清單。第三是正在推動的規則重塑，特別是全球貿易規則的重塑，這些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影響有多大有待觀察。

百年一遇的疫情疊加大國博弈，我們觀察到最重要的變化是外部循環遭到阻礙，盡管我們目前表現出來的出口還具有很強的韌性。但是我們看未來幾個月，甚至未來幾年的外部循環，大概率會受到阻礙。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互促”的新格局成為戰略選擇。

在這樣戰略選擇下，中國內部產業鏈面臨著重塑。我們看到，外循環有可能收縮，內循環以“六穩六保”作為底線。內循環同樣面臨著一些壓力。

當前，每年生產各種材料大概36億噸，每年能耗是46億噸，能源產品是38億噸，我們的貨運總量515億噸。如果外循環收縮的話，其實內循環就是我們在國內生產的、消耗的、貨運的、物流的，這些總量都會出現下降。

比如能耗，在五年前大致28％的能耗是為出口產品生產，如果外循環減少，那整體中國本土的能耗，能源產品材料生產總量、貨運總量都會下降，也就是內循環也面臨收縮的壓力。在內循環收縮壓力之下，產業的動能也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從居民來說，一方面我們有規模市場的優勢，衣食住行都在升級，但這個升級的過程中，往往是低端產能要萎縮，就取決于中高端產能能否同步升級。個人消費需求面臨升級，醫療服務等面臨升級，對內循環來講，就要看原來國際上的高端消費能不能回流。

從企業部門來說，就是國產替代需求，我們要建立內循環，內循環是在雙循環——也就是進一步的開放市場下的國內市場循環。事實上，我們的裝備、材料就會形成新的體系，全球來看也會出現新的格局。

以半導體為例，一是美國體系，就是美國能夠影響和控制的體系，第二是非美國體系，第三是中國的自主體系。在這三個體系當中，中國企業能不能對我們的產業形成支撐，能夠真實的替代國際需求，這也是未來非常重要的任務。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企業升級的需求是在高附加值領域，在專業服務技術生態這些領域，這些專業化服務能不能延伸出來？能不能滿足專業化服務新的業態、新的模式、新的產業的誕生？

從政府層面來說，涉及到公共產品的問題，涉及到城市更新的問題，涉及到公共基建的問題。比如疫情之后，我們發現公共醫療等很多領域還有短板，作為一個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體系，政府的投資需求也會增加和增長。

總結看，內循環會激活更多的市場、更多的產業、更多的業態和更多的模式。如消費需求，對衣食住行，對服務都有很多新要求；對企業來說，內需市場加上全球重構，國內產業體系能不能實現有效升級；政府的傳統基建改造升級，新基建帶來的新市場空間，公共服務激活新的市場空間，能不能給企業帶來特別是制造業帶來新的動能，新的增量，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