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AI競爭進入深水區，成為大國科技博弈的核心戰場。馬斯克不懂AI？劉慶峰指出的，或許是商業天才的致命軟肋。 

 作者|楊   銘

 編輯|劉珊珊 

“馬斯克實際上對人工智能，我不認為他真的懂。”

今年6月，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與正和島總編輯陳為對話中，提及的這句話，被斷章取義后，曾在網絡上引發熱議。

乍聽此言，許多人的確會感到詫異——埃隆·馬斯克，這位被譽為“現實版鋼鐵俠”的天才人物，從電動汽車到可回收火箭，從星鏈到腦機接口，幾乎以一己之力重塑了多個科技行業，無一不是AI技術的前沿應用，怎么可能不懂AI?

當輿論沉淀，當我們重新審視全球AI競爭的底層邏輯，結合近期中美AI政策的重大調整、科大訊飛2025年上半年業績，以及馬斯克與特朗普決裂等一系列事件，或許能更冷靜地理解劉慶峰的判斷：

劉慶峰絕非博眼球的妄言，而是指出馬斯克AI發展模式中的關鍵缺失——他懂技術、懂商業，但可能并不真正理解AI與國家戰略之間的深刻關聯。正如亨利·基辛格在《人工智能時代》中寫道：技術越強大，就越需要被嵌入一個可持續的政治與道德框架。

在普遍認知中，AI的確是技術突破、商業應用問題。但事實上，全球AI競爭早已進入國家戰略主導的新階段，成為大國科技博弈的核心戰場。對政治上表現得很天真，在技術狂熱中迷失了對國家戰略敬畏的馬斯克來說，這種“不懂”恰恰暴露了他在宏觀格局上的局限性。

01  AI早不是“技術至上”的游戲

2025年，正在成為全球AI競爭的分水嶺。

7月，中美兩國幾乎同步推出重磅AI戰略。中國發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以13條具體舉措，勾勒出中國在全球AI治理上的系統設計和前瞻思考。美國則發布《贏得AI競賽：美國AI行動計劃》，力求重塑并強化美國在全球AI的領先地位。

宏觀看，兩國AI政策存在明顯差異。美國明確將中國標記為AI“世紀競賽”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仍以技術保護和封鎖圍堵為主。中國則鮮明體現出共贏公平、自主可控、開放合作。

這再次印證，AI競爭已超越企業間的市場行為，全面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對抗。而根據斯坦福大學發布的第八版《2025年AI指數報告》，全球范圍內自2023年以來，提及AI立法的國家數量增加了21.3%，這一數字比2016年增長了9倍。另外，美國、加拿大、法國、印度、沙特阿拉伯、中國等均有大手筆AI投資啟動。

這揭示了一個現實，對所有科技企業來說，若想持續發展，就必須將國家戰略和政策導向作為核心決策背景。

事實上，它們不僅被政策影響，更已在被政策塑造。

在美國，雖然英偉達、OpenAI、谷歌、微軟、AMD等公司主導技術方向，但美國政府通過采購和監管，直接影響決策。最典型的就是英偉達，被美國政府簡單粗暴一刀切，直接卡死高性能 AI 芯片的對華出口。而根據特朗普最新要求，英偉達和AMD想把自家AI 芯片賣到中國，要給美國政府交15%的“過路費”。

在中國，由于英偉達備受爭議的“后門問題”，以及國產化之路的必然，工信部近日要求阿里、騰訊解釋為何繼續采購英偉達H2，體現出對供應鏈自主與安全的高度關注。

在此背景下，馬斯克卻像中了邪，一頭扎進美國政治泥潭。先全盤梭哈特朗普，后又激烈反對其政策甚至揚言另立第三政黨。不僅兩人從親密無間到徹底決裂，馬斯克如今更是樹敵無數。

這種政治上的反復與天真，正在實質性沖擊馬斯克的商業版圖。特斯拉銷量暴跌，市值一夜蒸發5700億；SpaceX的星鏈要被重估，采購訂單甚至可能被暫停。當然還包括專注于AI領域的xAI，融資前景也被打上問號——資本市場開始警惕“馬斯克風險”，其卓越的商業能力，可能因其政治上的任性，讓投資者付出沉重代價。

02  中國AI戰略選擇：與國家需求同頻共振

客觀來看，面對全球新一輪生產力革命，中美AI產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真正的巨頭，不是與趨勢對抗，而是與國家共進。”相比之下，中國AI企業經歷大模型初步爆發后，全面轉向“應用為王”戰略階段——強調將技術成果嵌入具體場景，實現規模化產業應用，構建可持續的商業閉環。

這一差異化路徑，既受限于芯片算力等關鍵領域仍被“卡脖子”的現實約束，更源于國家AI戰略的需求邏輯。今年7月，《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就指出（下稱《意見》），要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真正成為可以下沉到千行百業的生產力引擎。

越來越多的中國AI企業，加速深入政務、教育、金融、醫療、工業等垂直領域，致力于打造“更懂中國業務”的AI解決方案，服務國家多元化戰略需求的同時，構筑自身護城河，形成業績增長的“飛輪效應”。

這條路徑中，被視為“人工智能產業國家隊”的科大訊飛，可視為典型代表。其2025年上半年財報可以看出，公司營收首次突破百億元，同比增長超過17%，凈利潤雖仍未轉正但已大幅收窄，經營現金流持續改善，顯示出規模擴張向價值兌現的關鍵轉型。

其中，AI+教育業務收入增長23%，AI醫療業務增長21%，毛利同比提升25%。這組數據背后，正是中國AI企業深度融入國家戰略的典型路徑。

AI教育，國家當前非常重視的兩大核心領域。教育部推出的“101計劃”明確提出，“專業結構要向國家急需方向傾斜”，話說得很直接——人工智能不是選修，而是剛需。

科大訊飛通過AI技術深度嵌入教學流程、考試評價及課堂改革，其產品已覆蓋全國32個省級行政區、超過5萬所學校，服務師生1.3億人。不僅在用技術提升教育效率，更在系統性參與教育政策的落地和優化，實現技術與制度的雙向賦能。

AI醫療是“健康中國”的核心引擎。國家及相關主管部門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指導和規范類政策，《意見》就明確促進AI大數據模型的醫療場景應用，推動AI醫療在基層醫療領域覆蓋等等。

訊飛以星火大模型為基座，構建服務政府、醫院和消費者的業務矩陣。其AI輔診系統已進入全國近700個區縣、超7.5萬醫療機構，累計提供輔助診斷超過10億次，顯著助力醫療資源的均衡配置。

此外，在智慧城市、工業、金融等賽道上，科大訊飛也通過“1+N模式”，逐漸打破應用壁壘，形成G、B、C三端均衡發展的營收結構（占比分別為26%、42%、32%），通過對“人工智能+”行動的持續推進，驅動產業升級與重塑核心競爭力。

這種從“技術理想”到“場景深耕”的轉變，并非偶然。回溯移動互聯網時代，中美生態分野便已顯現：美國主導操作系統、底層協議與標準制定，而中國憑借抖音、微信等超級應用，成為全球級的用戶平臺，切實改變著生活、產業和經濟。

如今在AI時代，中國企業再次選擇以應用撬動市場、以場景反哺技術，走的是一條與國家發展需求同頻，與產業轉型共振的道路。

03  忽視國家戰略，注定難走遠

但和移動互聯網時代不同的是，如今中國AI，也在積極構建原生AI體系，打造AI創新底座。

比如算力——這一支撐AI算法運行和數據處理的基礎設施上，中美兩國在算力、算法等維度差距不斷縮小。工信息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算力總規模達280EFLOPS，其中智能算力占比32%，穩居全球第二。

但無論如何發展，自主可控、底座可信、安全規范都是破解“卡脖子”困境唯一路徑，是中國AI戰略的重中之重。這是近年出臺所有AI政策的核心，也是在為企業劃定著清晰的發展框架。

當下，堅持自主創新、堅持全棧AI自主可控的企業，陣容越來越龐大，華為、中科曙光、寒武紀、中芯國際等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當然也包括科大訊飛——它是第一家同時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提出要構建起全棧自主可控大模型生態的科技公司。迄今為止，科大訊飛推出的星火大模型仍然是國內唯一一個擁有從芯片、算力、算法到應用全棧自主可控的全國產大模型。

“沒有自己的算力底座和技術生態，就等于在別人的地基上建高樓，隨時可能塌掉。”劉慶峰曾如此表態。

從價值角度看，最難的攻堅道路，也在反哺企業生態。如今，訊飛星火大模型在翻譯、數學、推理等核心領域構建大模型能力，保持人工智能業界第一梯隊水平。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公司戰略聚焦、經營質量提升的舉措不斷深化，訊飛經營基本面和健康度持續提升，有能力去把握更大的產業機遇。比如，星火大模型在教育、醫療、央國企等行業賽道的紅利持續保持落地，開發者生態保持良好態勢，有機會伴隨“一帶一路”，在國產大模型出海上獲得新的增量空間。

這些都在證明，中國發展AI的行之有效，既滿足國家需求，也符合AI企業長遠發展的利益。未來，我國AI戰略仍然會發揮政府主導、產業協作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推動AI產業發展。

而對企業來說，這種從底層出發、向上生長，和社會治理深度融合的邏輯，也許是中國AI產業最真實，也最可持續的出路——這和馬斯克商業本質完全不同，后者仍然遵循“技術創新－商業應用－市場壟斷”硅谷傳統路徑，依賴的不過是市場驅動和技術霸權。

兩種模式，孰優孰劣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任何模式下，忽視國家戰略的企業，都注定難以走遠。

結語：

AI本質，從不止于技術。它關乎自主、安全、秩序和未來世界的塑造權。

當下全球AI競爭已進入深水區。有必要再次強調，單靠技術理想主義或商業冒險精神，已無法應對地緣政治、倫理規范和社會治理的多重挑戰。馬斯克或許需要補的，正是關于“AI與國家戰略”的課，理解國家需求與技術創新同樣重要。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AI企業崛起之路，從來不只是技術的賽跑，更是戰略的頂層較量。

或許，這就是劉慶峰那句話的真正含義。哪怕這種路徑，“顛覆式創新”誕生會更艱難，但卻能保證AI技術在安全、可控框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全球AI競爭的大棋局中，有時候，“慢就是快，穩就是進”。

       原文標題 : 讀懂AI本質，明白了劉慶峰為什么說馬斯克不懂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