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研究發現肽N－糖基化酶（PNGase）F－處理（N－去糖基化）的初級T細胞、CD45＋Jurkat細胞以及異位表達CD45RA和CD45RO的CD45－Jurkat細胞均顯示與BTN3A1 Fc蛋白的結合顯著降低，而CD45的表面表達保持完整。使用N－聚糖抑制劑衣霉素也獲得了類似的結果，這些結果都表明了BTN3A1與CD45結合的N－糖基化依賴的機制。

抗BTN3A1誘導協同T細胞反應在體內抑制了卵巢腫瘤生長

為了評估利用CTX－2026靶向BTN3A1的潛力，試驗人員進行了小鼠的體內試驗。與對照相比，用CTX－2026抗體阻斷BTN3A1可延緩9個不同供體腫瘤的惡性進展（在10個獨立實驗中），并且比唑來膦酸鹽更有效。與對照IgG治療小鼠相比，CTX－2026誘導的優越治療效果與腫瘤內抗原反應性CD8＋T細胞的積聚顯著增加有關。當與腫瘤反應性T細胞結合時，CTX－2026比抗PD－1抗體nivolumab更有效，盡管體內NY－OVCAR3腫瘤細胞上調PD－L1。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實驗中的腫瘤允許生長至少15天，并通過單次T細胞注射進行治療，在過繼轉移時，大至300 mm3的腫瘤具有顯著的生長延遲。

值得注意的是，CTX－2026在體內的保護作用并不局限于腫瘤反應性αβ－T細胞，因為來自8個不同供體的γδ－T細胞與CTX－2026抗體結合使用也能誘導腫瘤生長減緩。相應地，BTN3A1靶向導致腫瘤床內Vγ9－T細胞大量積聚。然而，只有將γδ和腫瘤特異性αβ－T細胞聯合給與NY－OVCAR3荷瘤NSG小鼠中，并結合CTX－2026，才能實現對既定腫瘤的最大抗腫瘤響應，并且優于唑來膦酸鹽治療。這種治療引起腫瘤內囊腔的形成，表明腫瘤部分排斥反應。因此，以BTN3A1為靶點，協調從BTN3A1介導的免疫抑制中恢復的腫瘤反應性αβ－T細胞和細胞毒性Vγ9Vδ2 T細胞，使這些T細胞被重定向以殺死BTN3A1＋腫瘤。

此外，研究人員在BTN3A1KI 小鼠腹腔注射構建了原位ID8－Defb29／Vegf－a腫瘤模型（一種對檢查點抑制劑有反應并引起促腫瘤的CD11c＋髓樣細胞積聚的侵襲性模型）。可以預見的是，與對照組相比，BTN3A1KI 小鼠在腹水中積聚了BTN3A1＋樹突狀細胞，并且顯示出加速的惡性進展。用唑來膦酸鹽治療攜帶腫瘤的BTN3A1KI 小鼠延長了生存期，但其程度低于CTX－2026抗體的治療，腫瘤內CD8＋T細胞積聚也存在相應差異。因此，在IFN－γ酶聯免疫吸附斑點（ELISpot）分析中，腹膜T細胞對同源腫瘤抗原的反應頻率因所有BTN3A1靶向療法而增加，CTX－2026的讀數最高。小鼠γδ－T細胞以CTX－2026依賴的方式積聚在BTN3A1KI 荷瘤小鼠的腹水中。在另一個人源化模型中，靶向BTN3A1比中和PD－L1／PD－1檢查點更有效地延緩了腫瘤惡性進展。因此，BTN3A1靶向治療克服了卵巢癌高度免疫抑制的微環境，而卵巢癌是一種迄今為止對現有檢查點抑制劑具有耐藥性的疾病。

小結

通過以上試驗，可以發現靶向BTN3A1的抗體足以誘導αβ和γδ－T細胞協同抗腫瘤反應，并且靶向BTN3A1在卵巢癌原位異種移植和同基因模型中優于PD－1檢查點的治療。大多數人類惡性腫瘤對現有的檢查點抑制劑仍然具有抗藥性，這些抑制劑的目的是拯救αβ－T細胞的反應。然而，γδ－T細胞也滲透到多種人類癌癥中，它們主要起調節作用。因此，使這兩個T細胞亞群的合作可以擴大癌癥患者從免疫治療中受益的范圍。

此外，在PD－L1＋的人源化模型中，BTN3A1靶向比PD－1中和在αβ－T細胞中更有效，由于γδ－T細胞也表達PD－1，因此確定對檢查點抑制劑有反應的患者是否也有協同作用是很有趣的。然而，與PD－L1不同，BTN3A1不需要特定的受體來調節其免疫抑制活性。另外，至少在卵巢癌中，BTN3A在髓系和腫瘤細胞中的過表達與加速的惡性進展有關；因此，BTN3A1靶向可能與其他檢查點抑制劑結合以增強免疫治療反應。

參考文獻：

BTN3A1 governs antitumor responses by coordinating αβ and γδ T cells． Science． 2020 Aug 21；369（6506）：942－949．